不仅是要填补一个可能疏漏的正义漏洞，也要考虑对既存法秩序的体系性和安定性的价值冲击。

相反，公法中功能主义风格将法律视为政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行政机关、组织或个人不得追究或变相追究其责任。

立法要进一步规定疾病（传染病）防控机构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权和独立判断地位，以及发布本区域传染病预警的独立判断权和操作权。第一，坚持科学理性，吸纳专家参与和决策，发挥传染病防控机构的独立、专业优势，贯彻依靠科学的方针。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既增强了决策的理性，也实现了公众的知情、参与和信任。其二是有可能鼓励地方瞒报、迟报，因为地方政府面对着复合化的考核评价机制，在疫情初步发生后，地方可能先通过外松内紧的方式尝试进行本地控制。为此，要在《传染病防治法》中赋予专家理性更大空间，包括决策必须吸纳专家参与并尊重专家意见、完善疾控机构体系、建立吹哨人制度等。

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应明确专家在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决策中的地位，增加专家参与决策的程序规定，形成一种专家在专业问题上的准决策地位。另一方面，优先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在传染病治疗方面予以优惠，避免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导致风险分配的失衡，造成社会不公正。欠缺犯意联络的网络服务商的帮助行为具有双面性，归根到底是因为其属于中立的帮助行为。

在以往法律经济学界对刑法问题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戴昕教授对自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经济分析与本文的主题最为接近。在认识因素层面，有学者提出，只有基于确定的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才是可罚的，从而将基于不确定的故意而实施的中立帮助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下简称确定故意说）。被帮助者可以分为有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即正犯）和没有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这样一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交易的机会，从而减少通过交易获取的经济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刑法处罚中立的帮助行为，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正犯实施犯罪的机会并增加其犯罪的成本。在这两类网络犯罪中，行为人往往需要并且能够借助专业的网络服务商所提供的网络服务来实施犯罪行为。

但是，这种司法立场的妥当性值得审视。总之，刑法处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会大幅增加帮助者为了完成交易而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各种成本。限于文章的主题与篇幅，本文在此无法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结论。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刑法惩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只是要求帮助者在被动地知道帮助者的犯罪意图时拒绝提供帮助，而并不要求帮助者主动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因而不会赋予帮助者以审查的义务。

然而，在中立帮助行为的案件中，无论帮助者是否构成犯罪，都不妨碍作为正犯的被帮助者构成犯罪。由此可见，罗克辛的上述解释是难以成立的。如果强行以帮助者有无促进犯罪意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那就只能逼迫司法者对帮助者进行刑讯逼供，这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例如，五金店店主向顾客售卖螺丝刀，出租车司机运载乘客，银行职员按照客户的请求进行转账，等等。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套理论逻辑在现实中行不通。

借由这种法益概念，可以将那些实际上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排除在刑事处罚的范围之外。下文将述，在学界既有的限制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的诸多方案中，其中一种方案就是根据帮助者有无促进犯罪的意思来区分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信赖原则被推广至过失犯的其他领域，成为排除行为不法的一个重要事由。根据这一观点，出租车案中的司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案发当时抢劫犯能否很容易地通过乘坐其他出租车或采用其他的出行方式（如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到达犯罪地点。之所以要求中立帮助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因为，如果中立帮助行为欠缺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即便知道正犯的犯罪意图的帮助者拒绝向正犯提供帮助，正犯也可以很容易地从其他不知道正犯的犯罪意图的帮助者那里获得同样的帮助，或者正犯可以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继续实施其犯罪行为，那么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最多只能增加正犯实施犯罪的成本，而很难起到阻止正犯犯罪的作用。刑罚的必要性就是指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对于制止正犯的犯罪行为的必要性，即是否存在刑罚之外的替代手段。上文已析，对于没有促进犯罪意思的帮助者而言，其预期收益就是通过向正犯提供帮助来获得利润（针对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而言）或使对方欠下人情（针对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而言）。其二，对自杀进行刑罚威慑的必要性不足。

不过，通过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构成要件作特殊的规定，以及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进行明确的司法解释，我国刑法有意识地减轻了网络服务商的审查任务，有效地控制了其运营成本增加的幅度，将其维持在网络服务商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刑罚阻止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帮助者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对比情况。

其中，刑罚的成本就是指刑罚带来的损失，而刑罚的收益则取决于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刑罚的有效性和刑罚的必要性三个要素的情况。对于这一点，理论上不会有太多的争议。

1.刑罚的有效性分析 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刑法处罚中立的帮助行为能否有效地阻止正犯的犯罪行为，取决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否阻止知道正犯的犯罪意图的帮助者向正犯提供帮助（以下简称刑罚阻止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其二，在知道正犯的犯罪意图的帮助者拒绝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正犯能否很容易地从其他不知道其犯罪意图的帮助者那里获得同样的帮助，或者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正犯能否继续实施其犯罪（以下简称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简言之，刑罚的有效性等于刑罚阻止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与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之间的乘积。更何况，与真正的片面帮助犯相比，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更低

与之相配套，最高人民法院在年前及时对原有的司法解释进行了清理，发布了新一批司法解释。民法典还进一步改进了交易规则，优化了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的规则，针对电子商务增设了相应的规则，增加了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新的合同类型。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则和价值，不仅对于规范民事主体的民事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还将指导司法机关的民事审判以及立法机关在未来的民事立法活动。民法典确认了三权分置改革的成果，增加土地经营权的规定。

近年来，性骚扰问题引起社会较大关注，民法典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以及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为了防范企业私自设立黑名单，民法典规定了特定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确保公共服务享有的均等性，打击社会排斥。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其次，民法典建立了现代产权保护机制。

就格式条款的规制，民法典从公平原则出发，进一步强调了使用者的提示与说明义务，确保消费者知情权的落实。以此为基础，民法典规定了平等保护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案例中，法院适用了民法典所增设的新规则，例如民法典在典型合同部分增加了保理合同这一新的类型，因此有法院依据新规则对保理合同纠纷及时作出了判决。最后，民法典实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重构和价值引领。国家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扩大被收养人的范围，删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修改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

这必将成为中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民法典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增加了打印、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更加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完善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制度，明确归国家所有的无人继承遗产应当用于公益事业。

民法典的新规则更为公平合理地配置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例如，自甘风险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公平分配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责任，使得每个人能够清楚地预见其行为所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在人格权编中，民法典详细规定了人格权的定义、要件、范围、行使方式、效力等内容，并且对生命尊严、基因编辑、器官捐赠、AI深度伪造、声音权、信用权、网络偷拍、人肉搜索、个人信息过度收集等当前最为突出的热点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当然，也有一些案例若发生在民法典生效之前审理，法官会依据单行法或者民法学说理论做出裁判，最后也可能得出相同的判决结果。民法典的颁行标志着一个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的现代私权空间就此成型。